历代开发
一、夏代以前开发
距今6000年以前，丹阳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聚居开发，繁衍生息。从王家山和凤凰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钺（又名石斧）、石磷、石镞、石刀等来看，这里的先民不仅能制作石器，而且能制造铜器和铁器，从事和经营生产活动。在这两地的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的陶器制品，如素面鬲、锥足鼎、罐、瓮、盆、盘、釜、钵、豆、盂、碗、□、甑等等，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在凤凰山出土的陶器上，多饰各种花纹，其中有羽鸟纹、云雷纹、叶脉纹等10多种，特别是在一件黑陶双耳罐上，刻有两圈纹带，由两点纹、麦穗纹、波浪纹、网络纹所组成，并反复出现此饰。这些纹饰刻意表现的主题是丹阳先民们在祈祷苍天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以求得粮食满仓、鱼虾满网。由此佐证，此时丹阳先民已在开发利用这片土地，种植粮食作物，捕猎鱼虾禽兽，土地的开发利用已进入原始状态。
王家山文化遗址平面原为靴形土墩，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面积近3万平方米。遗址周围多水塘、沟渠，遗址距今为4000～6000年。凤凰山遗址地处今香草河与简渎河夹角地带，为一椭圆形土岗，长350米，宽250米，高出四周4～5米。遗址距今年代为6000年以前。这两处文化遗址发掘后，经考证为新石器时代的古村庄。据此又可证明，6000年前的丹阳先民数量已较多，并聚居汇集而形成村落。这些先民，有聚集于北部的丘陵地带（王家山），也有聚集于中部的平原地区（凤凰山）。他们利用自制的生产工具垦殖荒凉土地，修凿沟塘水渠，小规模地开发“江南古陆”中的这片土地。其生产项目的演进是由渔猎而农副业、而手工业。尽管如此，当时仍处于原始社会，或为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力并不发达，土地的开发是小规模的，农副业生产是原始的。
《史记·五帝本纪》云：“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神异经》又云：“南方荒山中有人焉，人面鸟喙而有羽，而手足扶羽而行，食海中鱼，为人狠恶，不畏风雨禽兽，名日□兜也。”这些记载多凭传闻或臆测而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文字，所以不可全信。其真实历史面貌，还是应从文化遗址和遗址中所发掘的文物来判断。而丹阳凤凰山、王家山文化遗址及出土文物就是当时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记载，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据《江苏史话》云，在六七千年前，江苏境内已从早期母系氏族制发展为繁荣的母系氏族制。“那时候，江苏境内，北自淮河流域、南至太湖地区的广大区域，都分布着不少氏族部落，他们已开始用磨制方法制造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生产发展的特有标志是作物的种植，以及动物的驯养、繁殖，这就是原始
农业和家畜饲养的发明。当时的先民垦殖土地，将野生的粟子、稻子等培植成人工种植的旱谷和水稻，如在苏州吴县草鞋山青莲岗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炭化籼稻、粳稻和大米，这就说明包括丹阳在内的太湖地区先民已能利用低洼土地种植水稻，并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进行成片生产。另外，还圈地饲养狗、猪、牛、羊等家畜。
农作物的栽培和畜禽的饲养，必然促进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而开发利用又必须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并促使原始纺织业、制陶业、制玉业和竹木器制作业等的产生和发展。当时的苏南气候温暖湿润，低山、岗丘生长着茂密的葛藤，其纤维成为纺织的主要原料，从而使原始纺织业发展起来；岗丘上的竹、沼泽地的芦生长很多，因此被人们利用开发产生了编织业。同时，林木、竹藤、芦苇、柴草等亦被利用，建成居民房舍。在这个社会里，由于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妇女，因而妇女成为土地开发利用和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所以，在神话传说中就有女娲“抟黄土为人”、“炼石补天”和“精卫填海”等，意为对母系氏族制时期妇女的尊敬。
约在五六千年前，父系氏族制（即父权制）替代了母系氏族制，江淮流域和太湖地区，其中包括丹阳地域的氏族部落在生产中以男子占统治地位，而妇女则退居次要地位，逐步形成了“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的局面。居住在太湖和丹阳地区的氏族部落的男子们主要用石斧、石磷、大石铲垦殖水田和旱地，有的还制造三角形的石犁头进行犁田，用人力或畜力拉犁耕作，出现了犁耕农业。种植的谷物品种除了籼稻、粳稻外，还种植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必然推动土地的开发利用，而这个时期先民开发仍然是早期的。
二、夏代与商周时期开发
约在公元前21世纪前，禹建立了夏朝。夏禹的统治权力南及今江浙一带。夏禹治水时，亦曾到达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据历史记载，夏禹治水后，“三江既人，震泽致定”。据传，夏禹至长江下游治水，曾到过“裸国”。裸国在哪里？据史籍记载，“裸国，今吴郡也。”裸国之名，来自“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当时，今丹阳为吴地，丹阳的先民亦为吴地的居民。如今，丹阳折柳镇有个大禹庄，传说该村曾有人在大禹治水时与大禹一起治水而命名此村。传说不是信史，但当时大禹治水确实使丹阳地域受了益。
长江下游的江水和太湖水系治理后，平定了江南的水患，减少了丹阳地域的水涝灾害，使人民安居乐业，许多沼泽滩地得到开发利用，农副业生产获得进一步发展。
治水是夏禹整治土地以及开发利用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除此外，他还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治山工程和进一步完善原井田制度等，从而使人们对开发利用土地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开发利用土地的观念加强。
商周时期，奴隶社会已建立，此时宁镇丘陵地区和太湖地区为土著荆蛮族的聚居地域，当然丹阳的先民亦属土著荆蛮族的一部。《史记·周本纪》载，商代末年，“古公有长子日太伯，次日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日：‘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太伯、仲雍奔荆蛮来到江南，与土著人相结合，入乡问俗，断发文身。初到时，“土著荆蛮人归者千余家”，后建立了“勾吴”奴隶制国家，即吴国。
太伯、仲雍的南来，带来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里，利用奴隶的劳动，开发利用土地，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当时，种植的农作物有稻、麦、黍、稷、菽和豆类等。手工业亦有较大发展，特别是青铜制造业，冶炼铸造的制品已十分精良。
西周后期，稻谷种植在江南已逐步推广，有的地方一年还种植两熟。苟卿在《富国> -文中说：“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就是指当时的稻谷生产情况。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丹阳地域的土地开发利用规模进一步扩大。
东周中期（前538年前后），在今丹阳地域“延陵西三十五里，接句容界，有东西城，相去七里。”这东西两城是丹阳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城垣。之所以筑此两城，一说是当时越国为防止楚国入侵而筑，一说是奴隶主与奴隶聚居之地。据有关历史学者推测，是奴隶主在晚上将奴隶聚之城内而住，白天驱使奴隶出城而劳作，耕耘土地。
楚威王六年（前334年），楚灭越，越国的大片土地被楚国所占领，成为其领土。楚吞并越国后，地广5000里，分为西、东、南楚三部分。《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就是说，今徐州至扬州再至苏州一带均为东楚之地，当然今丹阳地域亦包括其中。由于这一带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利用，此时东楚的经济文化已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恃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这里的先民之所以能过着这样生活，直接关联的是在优越自然、地理条件下农业经济的开发，也来自于当时这里的发达手工业，其中包括冶金业、青铜铸造业、玉器制作业和染织业等。同时，又来自于商品货币流通的活跃，因为这时的楚国已流行铜币、布币，更流行黄金货币。解放初，丹阳大泊出土的楚国货币“郢爰”（金饼子）就是实物证明。
东周后期，即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江淮和苏南地区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封建社会的出现，是与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牛耕密切相关的。而且此时已具有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学，所谓“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这就是当时农学的重要内容。在耕作方面有“粪种”（以粪水浸种）和“畦种法”等。农作物种类不仅有“五谷”，而且有“六谷”、“九谷”的说法，可见当时农作物之多。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的发达，商品流通已开始建立较好机制。越国大夫计然说过这样的话：“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商俱利，平粜齐物，计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其意为同等价值的谷物和商品，在价格上应有适当的比例；商品不高于八十，谷物不低于三十，则对农民和商人都有利，也就是平价卖米，平价买物，口粮和用品都不会缺乏，是治国的好方法。
《战国策·赵策》载赵将赵奢的话说：古代海内分为万国，城大不超过三百丈，人多不超过三千家，现在一千丈的城、一万家的邑，到处可以看到。这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以及土地开发利用和农副业生产的规模。当楚国灭越国之后，楚威王曾在今南京建金陵邑，在云阳（今丹阳）置云阳邑，又在今常州设延陵邑，可见当时丹阳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较为发达，并能与金陵、延陵等地相提并论。
三、秦汉时期开发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封建国家的建立，十分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这是一个历史大转变。秦始皇相当重视驰道的修筑，而且勤于巡游各地，夸耀武力。在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他下令修筑了两条驰道通往会稽（时会稽郡治，在今苏州）。这两条驰道偏北的一条直穿丹阳县境而过。同时，开凿镇江至丹阳的丹徒水道（又名徒阳运河），它北通长江，东入吴会。驰道与水道的修成，促进了江南其中包括丹阳在内的经济开发，对繁荣港埠、发展生产、加快商品流通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秦始皇不仅修筑驰道、开凿河道，而且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并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诏令全国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者）如实呈报田地拥有量，并规定只要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就可以取得土地产权。这就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同时也提高了农民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但在另一方面，秦王朝所实行的是苛政暴敛，加给农民负担的赋税、徭役十分繁重，刑法名目繁多，极其残酷，每年被苛法虐害的百姓成千上万，这又直接影响了土地利用和开发。加之秦末的战争连年，致使生产受到破坏，社会经济处于凋敝状态。
汉朝建立后，刘邦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推行“以有功劳行田宅”的法令，并释放奴婢、减轻田租，抑制商贾兼并，制订较秦律缓和的九章律等，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操纵宫廷政权，掠夺土地，鱼肉百姓，使“朱门肉臭，路有死骨”。东汉中平元年（184年），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
起义，后又诸侯混战，连年战争，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甚至在黄河流域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丹阳所处的吴郡亦战火连年，社会经济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三国吴黄武七年（228年）夏，孙权在江东建立吴国。孙权称帝后，在江南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制，将无锡以西地区辟作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云阳属之）。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最大的民屯有屯田客数万人。当时，还在江南广泛推广牛耕，孙权曾将驾车的8头牛改充耕牛，“以为四耦”，组成二牛拉一犁的“耦耕”。赤乌八年（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田及作士3万人，修治破冈渎。该渎西至秦淮水系，东人延陵至云阳西城，注香草河，与江南运河相通，从而将吴郡、会稽、丹阳与都城建邺联系在一起。同时，孙权对手工业、商业、制盐业和造船业也十分重视，他还组织舰队远航珠崖、儋耳（海南岛）。通过以上这些措施，使我们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水利、交通等都有改观，土地亦获得进一步利用和开发，社会经济趋于繁荣。特别是在丹阳、丹徒这一地区的土地被充分开发利用起来，成了经济富足之地。施行屯田制时，江南的世家大族私有土地仍然广泛存在，他们广占土地，安生立业，开辟新的土源。由于当时在丹阳境内北有长江，中有徒阳水道，西南有新凿的破冈渎运河，水利条件大为改观，使境内的土地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四、晋至宋代开发
晋泰始元年（265年），晋朝建立。司马炎称帝后，西晋曾出现过短暂的“太康繁荣”景象。之所以如此，是他革除了“人地分离，游所不农”的屯田制，实行“务农重本，以尽地利”。他还颁布了“占田制”法令，“诏罢天下军役”，因而使军屯的士兵成了自耕农。民屯废除后，土地亦归屯田客自耕。还规定男一人可占田70亩，女30亩。其外，规定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占有的渴求，有效地提高了自耕农民对土地的利用效率。
西晋末年，朝廷政治腐败，先后发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胡人南侵，致使北方人民大规模南徙。一时间，长江流域南部的人口大增，并设置了许多侨治郡县。丹阳（时称曲阿）由于北来人大量涌人，人口增多，在县境内曾寄治祝其、襄贲两县。
大批北方人的徙入，使南方的劳力增加，生产工具和技术亦获得进一步改善，原来许多荒芜之地被开发利用，垦殖为良田。由于上述变化，农民迫切需要改善水利条件，以避涝灾，利于农田灌溉，因而“居民人等恳告官司，议将开家田地周围筑埂，……置立斗门石趑，容纳洪流，停蓄不泄，自是民得平土而居。”时陈敏占据江东，采纳居民“恳告”，“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塘筑成后，“方圆40里”，面积10.3万亩，蓄水3000余万立方米。这是丹阳历史上最早而又最大的人工蓄水工程。
练塘的凿成，解决了夏秋季县境西、北两面长山、覆船山、高骊山等山水洪流，“凡七十一流”（一说八十四溪）被储蓄于此塘，既能减灾，又利灌田，对发展丹阳地区的农业生产、提高土地的开发利用率起了很大作用。因之，西北部的低山丘陵区逐步被全面开发，东南部平原地区大部农田得以旱涝保收。至南朝刘宋时，这片热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东晋至南朝300年间，江淮流域经过南北人民共同开发，已经成为全国的粮仓。隋炀帝为改变“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状况，解决南粮北调、转运江淮富庶的物资，以及为去江都（扬州）观赏繁华风光和寻欢作乐，征发200多万劳力，开凿了沟通南北的京杭运河。该河自京口至余杭称江南运河，长800余里。京杭运河的开凿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对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运河的凿成，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连成一片，成为我国沟通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对江南的经济文化开发起到巨大作用，从而成为全国财富的中心区域，当时的扬州亦成为南北漕运的中心。位于运河一线的丹阳经济更趋繁荣，吕城、陵口等则“依河兴市”，逐步繁盛。
唐代，在全国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改革农具，修凿河渠，鼓励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以及发展商业、手工业等，致使地处江南的丹阳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县份之一。由于土地开发利用率的提高，粮食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并以生产香糯而闻名遐迩。当时的出产负有盛名的还有蚕茧、丝绸和百花酒等。
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农民更加注重精耕细作，推广生产经验和改进生产工具，重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农作物的播种区域进一步扩大，丝绸的织造技术进一步提高，丘陵地区的蚕桑生产和茶叶种植亦逐步普及。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市镇。宋室南渡后，于理宗时丹阳的户数已有3.52万户，人口达21.85万人。此时，丹阳浚治练湖和江南运河、丹金（溧）漕河、荆溪（鹤溪河）、香草河、越渎河等，使水利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境内可以说是沃田遍野、物产富饶，人口密集、村舍相连，市井繁盛、商业发达。
五、元代与明清时期开发
元代，蒙古贵族夺占大片良田改作牧场，加之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对人民实行残酷压迫，使社会经济受到破坏。明代建立后，朱元璋下令，承认农民已经开垦的荒地，免除3年的徭役和赋税，并迁移无地农民垦殖荒芜的屯田。通过兴修水利，大量的河道、沟渠被疏浚，塘堰、堤岸被修筑。明王朝还规定，农户有田5～10亩，要种一半棉，田多的多种，使之因战争荒芜的大片土地被开发利用，并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同时，将无力开垦的成片荒地辟为马厂，使荒地得以充分利用。当时，丹阳的马厂有17个，面积达数万亩，主要分布在今河阳、珥陵、横塘、行宫、全州和城郊北门外等地。明政府为济漕运和水利灌溉，花了10年时间对丹阳练湖进行浚治，并将运河浚深、改道（城区）。同时，先后修复练湖济运闸、吕城闸，新建黄泥坝、陵口闸等，形成“节节有闸、处处挹注”的格局。此外，还治理了丹金（溧）漕河、九曲河、香草河、简渎河、丁义河，新开了永丰河、太平河、吕渎港等。至清代，丹阳境内已河道纵横，农田水利能灌能排，成为江南“鱼米之乡”。
清咸丰六年（1856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与清军在丹阳地域连年争战，丹阳城内建筑设施大部被毁，部分村庄灭迹，境内人烟稀少，土地大片荒芜。同治三年起，清政府实行免征赋税7年。翌年，又成立劝农局，“借给牛种”，鼓励和支持农民垦殖荒废土地。至光绪十年（1884年），全县原、新垦荒地两项已达17.38万亩，其中马厂原熟地和新垦地面积为2803.78亩。另还围垦芦地7.86万亩。
光绪十年后，对土地的开发和整治进一步受到重视。此时，由于清政府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江南运河漕运萎缩，练湖济运作用消失。由于政府对练湖整治不多加过问，民间对练湖的垦殖日益盛行。同时，各地对马厂未垦荒地也进行大片垦殖利用；沿江地区和东南部的万顷洋地区，亦大量围垦滩涂。至宣统三年（1911年），练湖滩地被垦土地有1万余亩，原荒芜的马厂被垦土地有4714亩，沿江滩涂和湖荡被围垦田滩累计有1.86万亩，其中被垦为上田的18298.66亩，中田164.85亩，地151.29亩。
在这120多年间，除进行较大规模垦殖土地外，于光绪十年、二十二年浚治城河，光绪十一年、十九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浚治京杭运河丹阳段，光绪十二年浚治九曲河，光绪十八年浚治丹金漕河、香草河、简渎河、太平河，光绪二十二年浚治永丰河，光绪二十七年浚治鹤溪河等。
通过清同治三年之后的土地开发与整治，以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末时丹阳城市和乡村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民初，全县粮食产量有60余万石，棉花产量有2600余担。蚕桑业发达，商业以估衣、丝绸、粮食、牛集市兴盛。城市开设商号有1000余家；乡区的吕城、珥陵、延陵、访仙等集镇，开设商号都在200家以上。此外，由于京（宁）沪铁路通车、汽轮在京杭运河通航、近代邮政业务开办，进一步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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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国时期开发
民国成立以后，江南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至民国26年（1937年），丹阳的土地利用，农田水利建设和农副业、工业、商业等均取得较为明显的成就。在此期间，自民国4年起，开始对练湖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建立江苏省丹阳练湖模范垦区，先后垦殖土地1.3万余亩。对荒山开发利用制订造林计划，以及成立通益、厚生、大盛三家树艺公司。对荒地开发除山地、涂荡外，还对所剩的屯田、马厂荒芜地和低洼湿地等进行成片垦殖，至民国24年，丹阳被开垦的荒地共为29140亩，其中平地7500亩，低湿地14110亩。对河道的整治先后浚治京杭运河、丹金溧漕河、九曲河、香草河、简渎河、鹤溪河等。京杭运河于民国4～25年共浚洽5次，其中以民国24～25年疏浚工程最大，全线（丹阳段）疏浚，实浚土方92.1万方；丹金溧漕河于民国4～24年浚治4次，其中民国24年2～5月实浚土方76.36万方；九曲河于民国3～25年浚治4次，其中民国3年的疏浚工长33.79公里，挑土12.53万方。香草河分别在民国3年、民国24年浚治，完成土方26.25万方。这一时期，县内的少数地区开始利用机械和电力灌溉，并建办了戽水站；化学肥料亦开始施用。民国25年，全县的稻谷产量上升到200万石左右，三麦产量为45.5万石。蚕桑业进一步发展，桑田面积达5万余亩，年产鲜茧3万余担。由于农副业的发展，城乡经济进入民国较为兴盛的时期。工业、商业、交通、邮电、教育等都出现新的面貌。
民国26年冬，日军入侵，丹阳在日军“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蹂躏下，城内的建筑设施大部被毁，乡村与集镇民房被焚，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农副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土地开发利用虽经部分恢复，经济有所复苏，但因国民党政府实行苛政，农副业生产仍处停滞不前状态。
七、新中国成立后开发
新中国成立初，县内经济开始复苏，并于1950～1951年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之后，进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而实行人民公社化，使丹阳的土地制度形成了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两种土地公有制的格局。与此同时，对境内的荒地、荒滩、江涂、荒山坡地以及荒水面进行了有计划、大面积开发利用。50年代中期组织全面开发，1958年掀起“大跃进”，70年代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这数十年中，全民发动，战天斗地，在大面积开发荒地、荒山和湖滩的同时，每年投入数万乃至10余万劳力进行平整土地、河道浚治、坍江治理和圩区改造等土地整治工作。至1995年，全市先后开垦荒地、荒坡达数万亩，浚垦湖塘滩地1.8万亩，开发利用荒山5万余亩，平整土地50余万亩，江坍治理（护岸护坎）长5.5公里，圩区改造总面积31.1万亩；拓浚、新开河道110条，总长603.33公里；建成小[一型]、[二型]水库10座，总库容1340立方米；建有塘坝10307个，蓄水量2530万立方米；建设机电灌排站860余座，有效灌溉面积88.91万亩。在此期间，从1983年起全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行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机制，使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提高。1987年1月起，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1月成立丹阳市土地管理局，对全市土地进行依法管理。同时，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全面进行土地资源调查，大面积地进行挖废地复垦、老宅基地复垦和丘陵荒地、湖荡荒滩复垦，并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和低产田改造。又于1991～1995年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块2383个，总面积78.48万亩，基本农田保护率达86.2%。
1995年以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土地综合开发以茅山老区为主体，沪宁高速公路沿线为两翼设立项目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整治。国家立项土地治理2万亩，投入资金402万元；省丘陵开发项目土地治理3500亩，投入资金66万元；还开展了沪宁高速公路沿线现代化农业示范带工程。公路沿线的运河、陵口、云阳、窦庄、河阳等乡镇完成动土面积1.28万亩，争取市以上资金44.1万元。农田水利建设突出的重点是江港堤防加固、湖西引排九曲河整治、河沟疏浚和丰产方建设等。1999～2000年，江堤达标和湖西引排两项工程全面完成，投入资金达2.26亿元；疏浚整治河道、中沟109条，总长167.9公里；新建和改造灌排站16座，塘坝24座；改造中低产田3.8万亩，建成各类配套建筑物2090座。另外对山坡地开发、水面利用也取得显著成果，完成成片造林3784亩，年水产养殖面积9.5万亩，还利用丘陵地区大力发展畜牧业、园艺业和蚕桑业等。
由于全市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垦殖水平不断提高，农副业、工业、商业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大为改善。从1994年起，丹阳的经济综合指数进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成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县（市）份之一。2000年，丹阳的土地垦殖率为55%，土地利用率已达98%。
